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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君楼

遇君楼上揽胜 晓粹山房赏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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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乃晓粹山房主人,自号:无忌。现代非青年才俊,祖籍中原,生于秦地,少年时举家迁徙南粤。自幼受家风熏陶,爱好广泛,却琴棋书画无一能,吹拉谈唱无一精,徒有一腔攀风附雅情。曾有著作付梓、发明问世,但流传甚窄,现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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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裴光辉《钧瓷研究》——钧窑的性质是官窑吗?  

2013-07-28 18:22:39|  分类: 与君论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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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瓷从其生产性质来看,有一般民窑和贡窑(特殊民窑)两类。禹州神垕刘庄窑可视为一般民窑的代表;而禹州城内东北隅的钧台窑则是贡窑的代表。

       刘庄窑创烧时间早,品种多,工艺精。它的地理位置颇耐人寻味:既与“唐钧”主要产地之一的下白峪窑同河一沟,又与烧造“临汝瓷”的临汝窑隔山相望。故为其产品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其产品以薄胎厚釉的“雨过天晴”釉见长,其后的钧台窑产品也是在其工艺成就的基础上的丰富和提高。
       钧台窑的性质现在似乎“公认”为北宋官窑,并在一些专著和专论中屡屡出现“钧官窑”这样一个奇怪的词语。有关专著对所谓“钧官窑”是这样描述的: 当时,官府从民间集中能工巧匠,按照宫廷设计进行生产,同时又以各种措施限制民间生产钧瓷。为宫廷烧制御用品的钧台窑,每逢出窑时由官府派人监视,经严格挑选之后,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禁止民间使用……(赵青云《钧窑》,文汇出版社)

       这显然是把近代以来一些陶瓷著作对明清景德镇官窑生产制度的描述套用于所谓的“钧官窑”头上了。笔者查遍有关钧窑的古代文献,没有发现片言只语可以证实上述对所谓“钧官窑”生产制度的描述,从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未发现有上述制度和做法的蛛丝马迹。因此,有关“限烧”“禁用”“打破深埋”只是想当然的主观猜测,这种猜测的衍生前提是先设定(认定)有一个所谓“钧官窑”的存在。这种推测未免荒唐:即使有所谓北宋“钧官窑”存在,就一定有后世(明清)官窑的制度和做法吗?其实所谓“砸碎深埋,禁止民间使用”的说法,我们恰恰可以在也是北宋贡瓷的汝瓷文献上找到反证:即挑选后有瑕疵的汝瓷可以进入民间市场买卖。(拙著《汝瓷》一书有所考辨,此不赘。)其实所谓“砸碎深埋”的官窑的制度不但不见宋代官窑文献,同样也不见明清官窑文献,这只是一个民间古董行讹传已久的“美丽的误会”而已,它经由个别也是从民间古董行出身的老专家写入“权威专著”,竟然被许多人当作史实,可慨也夫!     

        那么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钧官窑”吗?同样是既没有文献依据也没有考古依据。古代文献中有关“钧瓷”(或“钧窑”)的记载与其它历史名窑相比实在太晚:直至晚明才在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和高濂《燕闲清赏笺》中出现“钧州窑”的记载。(出现于明初洪武年间的曹昭《格古要论》竟然没有只字提到钧瓷或钧窑)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果钧窑确实是北宋宫廷专设的官窑,那么为什么在晚明田艺蘅和高濂之前,既没有正史记载也没有私乘笔记记录?而田艺蘅和高濂也没有说“钧州窑”是官窑。此后直到1994年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的古陶瓷文献著作也从未说“钧州窑”是官窑,更没有“钧官窑”这样奇怪的提法。但1994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却突然给钧窑定性为官窑。该书385页:“(钧窑)宋代窑址以刘家门窑及钧台窑质量最好,刘家门属民窑,而钧台则属官窑,所烧瓷器专供北宋后期宫廷使用。”(此前冯先铭先生在《钧窑及钧窑系诸窑》一文中只说“八卦洞窑(裴按:即钧台窑)是宋代烧造宫廷用器的瓷窑。” 对钧窑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慎重和留有余地的,它既可以理解为官窑,也可以理解为烧制贡瓷的民窑。)冯先生也许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钧台窑的考古发掘表明,它除了烧制贡瓷(即供朝廷使用的钧瓷),也烧制印花青瓷、白地黑花瓷、青白瓷、宋三彩以及珍珠地划花、绞胎瓷、天目瓷等种类丰富的民用瓷,故“所烧瓷器专供北宋后期宫廷使用”的说法与出土的事实相悖,不能成立。而后来的著作者更将钧台窑的性质与其它钧瓷窑的性质一分为二,弄出一个“钧官窑”和“钧民窑”的分类来。于是产品也有“官钧”和“民钧”之分:凡精品、带“蚯蚓走泥纹”的,划归“官钧”,称“官钧瓷”;凡较粗或不带“蚯蚓走泥纹”的,则划归“民钧”,称“民钧瓷”,可谓泾渭分明,一清二白,毫不含混。(这一套路也被用在汝瓷研究上,同样毫无根据地将汝瓷划分为“官汝”“民汝”)但用这种巧立名色的方法来研究纷繁多姿的人类生产活动历史未免有简单化和主观随意性之弊。有了“钧官窑”,自然有“钧官制”,于是又臆想出一套明清景德镇才有的督窑制度来,甚至对“钧官制”作更为“详实”的描述,如曰“北宋末年,宋徽宗钦定禹州城内的钧台窑作为官办窑场,派专职四品官员进行监烧”(中国钧瓷研究所 “中国钧瓷网”《北宋钧官窑——钧台窑》)这更无异于杜撰史实的小说家言了。
      上述所谓“限烧”“监视”“打破深埋”“禁用”“皇帝钦定”“派员监烧”等等说法文献无征、考古无据,完全是出自臆测和想象。所以推出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了证明“钧官窑”的存在。但论据如果是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的,结论如何能成立?
       有关“钧官窑”(其命名本身就不伦不类,不合古陶瓷学科的术语规范,此姑且不论)的认定实际上也是缺乏逻辑性的、似是而非的过程:论者认定“钧官窑”的“考古依据”是在钧台窑(八卦洞)窑址找到了与两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钧瓷的器型、釉色等相同或相近的钧瓷标本:“直到1973年至1975年间对钧台窑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发掘后,才为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官窑钧瓷精品找到了确切的出处,解决了有史以来未曾解决的疑难问题。出土的钧瓷标本无论是釉色、造型,还是器物底部刻有的一至十的汉字数码,与故宫所藏宋钧官窑产品特征完全吻合,由此确认两者属于同一类型。”(赵青云等《钧窑瓷》)
       笔者认为,钧台窑出土的标本与两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钧瓷同属一个类型是没错的,甚至可以说两宫所藏钧瓷极有可能就是出自钧台窑。但两宫所藏钧瓷究竟是官窑器还是民窑贡器一直没有定论。何以能因出土标本与两宫藏瓷一致而断言其标本为“钧官瓷”,进而断定标本所在地为官窑(或“官钧窑”)?如前所述,在明清以至民国的有关钧瓷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些传世钧瓷属于官窑或“官钧窑”产品。而传世钧瓷器物本身也没有任何反映官窑性质的“印记”(出土标本也没有这种印记),至于器物上的铭文(如“重华宫”“建福宫”)也只能证明它们曾为宫廷收藏、使用,而不能证明其身份为“官钧”,因为除器底的数码外,这些铭文全为后刻。
       总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明钧窑(包括钧台窑及其它所有生产钧瓷的窑口)是官窑性质的物证。从钧台窑还兼烧各类民窑产品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宜定为民窑比较符合实际。如果说它与同是生产钧瓷精品的刘庄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同时还生产地方政府向朝廷纳贡的贡瓷,所以它的地位比一般民窑要高一些。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同时生产贡瓷的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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